酿酒要耗费大量粮食，酿酒越多，耗费粮食越多。如清代乾隆时的河南，酿酒越多，耗费粮食越多。如清代乾隆时的河南，酿酒很盛，耗费大量麦子，“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而耗费麦粮者，莫如踩曲为甚。凡直隶山陕等，需用酒者，类皆取之于豫。故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码头，有名集镇，广收麦石，开坊采曲，耗麦奚窖数千万石。”制作酒曲，需用脚踩，故名踩曲。苏州木渎镇乾隆时有烧坊2000多家，“每于二更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来五石有奇，合计日耗来万石。”湖南是产粮区，民间将大量粮食用于造酒。“民间踩办谷酒，靡费无穷”，长沙县“沿乡村落之间，青帘相望，所遗糟粕积若丘山”。由此可见酿酒耗粮之多。以乾隆前期一亿人口来计，假如饮酒者占1/10，则全国饮酒人数约1000万人，按方苞所说的“中人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清代《群经补义五·赋役》记述的是”人一岁食米三石六斗”，则全国每年饮酒消耗米7000多万石，折合成原粮谷物为10000多万石，相当于全国用于平粜的常平仓存谷额3300余万石的3倍多。这也还未考虑乾隆中期以后的人口达到3亿这个因素。由此可见，酒耗费粮食数额之大“几与饔飱相等”。

大量粮食被用于酿酒，必然影响粮食作为正常口粮的供给，引发民食危机的发生。酿酒原料与口粮发生冲突，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而在古代，能够开办酒坊酿酒的人往往是富商巨贾，酿酒业的开办，给他们带来了滚滚财源，导致富者愈富，但财富过分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则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反把酒利收归国有则会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对酒的生产、流通、消费进行管理，使酒的正面效应得到发挥，负面效应得到抑制成了历代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酒政的出台和实施就是政府对酒的各方面平衡的结果。它在一定意义上协调了酒与人们的生活、民食安全和国家财政的关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酒政的主要内容包括禁酒、榷酒和税酒三种政策变更和酒法以及酒政的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