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酒喝了几十年，虽然没有误过大事（事实上“天”没有“降大任”于我，我也不曾担当过什么大事），小事确是常常有误的。我的反对派（反对我喝酒）S君，说我一喝酒，说话渐多，伦次渐少，这当然也是事实。夫说话多而伦次少，虽多，亦奚以为？抑又甚焉者，平时讨厌我多说话的朋友们，有时要批评或反驳我，而找不到理由或无所藉口，便说：“酒糊涂，由他去吧。”或者说：“君当恕醉人，何必和他齗齗争辩呢！”这在他们，是一种新的精神胜利法，而对我却是一种轻蔑，一种侮辱。这种轻蔑和侮辱，促起了我的反省。古语有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话说得对。人必自己先喝酒，然后人家以“酒糊涂”的雅号送上来也。

由此观之，酒是可喝而不可喝的，即就时代而论，现在也不是喝酒的时代。中国士大夫以饮酒著名的，首推晋朝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代表是阮籍。鲁迅说，阮籍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昭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和阮籍时代是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应该多讲话。如果沉湎于酒，借饮酒来逃避现实，纵非反动，也不免于落伍。就我个人而论，虽不敢妄自夸大，以为应该多讲话，少喝酒，但也未敢自暴自弃，甘心做一个“酒糊涂”。而况我没有觉得“去日苦多”，而非“对酒当歌”不可；也没有悲观消极到想自杀，而有叫人荷着锄头跟在后面，以便“死便埋我”的必要；更没有显贵要来和我结亲，而非一醉两月不可。我虽喝了多年的酒，生理上并未因慢性中毒而起什么变化，停止饮酒，也不至于像渊明先生那样的“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那么，我为什么不趁这时候实行止酒，给那些背后叫我“酒糊涂”的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没趣”呢？

因此，我实行止酒了。不过，我还要声明：止酒与戒酒有别，戒必戒绝，止则停止每天的例酒而已。如果偶然逢到可以喝几杯的场合，我还是要喝几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