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一直在社会底层流浪，连个单位也没有，在街道上三朋四友、狐朋狗友地混世，。结交的不光是引车卖浆者流，更有许多命运相似的落泊者。虽已斯文扫地，却又不舍风流。不能读书弹琴，不能谈禅说道，甚至连玩笑也开不得，那就只有喝酒。黄昏时分，到十字街切一包卤豆腐皮，二毛钱一张，四、五张就行。切成细丝，用手揉开，虚蓬蓬一大捧，比孔乙已的一碟茴香豆丰盛多了。打几斤散装红薯干酒，用我们那儿的话说，这都是红薯精，七毛钱一斤。菜不拘多少，酒是绝不可少于二斤，否则就有可能半夜去敲小卖部的门。邀三二好友，晚饭后七八点钟开场――大约吃饭牵扯到粮票，那是人的口粮，不敢妄充大方，那时候请喝酒就是喝酒，不包括吃饭。一直喝到早晨三四点。

为了使酒喝得有趣，喝得快乐，能消磨尽可能多的时光，酒场里就开始兴起各种不同的酒令，。尽管我们那座古老文明的县城在饮食文化上有悠久历史，出于不招惹“四旧”麻烦的原因，一套新酒令在县城悄然兴起，逐渐蔓延城乡，进入地区首府南阳，被大家在应用中加工、丰富，就成了盛行至今的有名的南阳牌枚。

我听到这酒令大约是一九七O年左右，“文革”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和老保都松了点劲，人们的战斗热情已经不那么炽烈，不少运动初期得意的人已开始倒霉，派性斗争牌胶着状态。它的特点是，哪派头头都想拉拢人，两面派愈来愈多，喝酒不仅是为生计奔波的小市民的消遣，更是超越政治，联络感情，互相结交的手段。喝酒的群落由落魄市民发展到今天上台、明天下台的各级新当权者和新落马者，那些运动早期的牛鬼蛇神们反而在酒场上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