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郑振铎先生印行的《酣酣斋酒牌》一册，共收录明代酒牌画47幅。郑先生在此酒牌册页的前面留下一段说明：“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羡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刻，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犹早数十年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西谛。”当时郑振铎先生在文化部任文物局长，又兼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路工先生时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起受聘担任文化部方书专员，就在郑先生的领导之下到全国各地访书，为国家搜寻了许多藏之名山的珍贵古籍。当然他自己也买了不少好书。一九五八年春到一九五九年夏，笔者曾陪他在江南一带走过不少书肆，寻访到许多好书。这时期，他一边访书，一边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开专栏，连载“访书见闻”，到六十年代结集为一本《酣酣斋酒牌》刻本，就是他访书生涯中的所得之一。

正如郑先生所说，酒牌之制，为时颇古，现在的人多没有见过，更谈不上会玩了，知道一点皮毛的，也大半是从小说中得来的。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应伯爵庆喜追欢》里写道：“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苫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西门庆和李瓶儿“两个看牌，拿大钟饮酒”。从这段描写里，我们知道，西门庆和李瓶儿所抹之酒牌系象牙骨牌，而且此牌32扇为一副，抹牌饮酒，显然酒牌是行酒令时的一种形式。

酣酣斋的酒牌是刻在木板上而且印成了册页的。每个酒牌刻绘一图，“图中所绘，大都是放旷多才的酒徒，如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酣酣斋酒牌·跋》）每一牌上，以一个饮酒名士的事迹，构思一组人物画面，附有一段文字图说，并在牌的顶部标明该牌所代表的钱两数额。如第一枚酒牌一，画面上面的是酒仙李白和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图说为：“李白每醉，为文章未尝少差。玄宗召之，为降辇步迎，时白已醉，乃以水頮面。入见，醉不能登，上命力 士掖之。其受宠眷如此，号之曰醉圣。/自饮大杯，合席小杯，说时令诗一句。”牌之顶部标明“无量数”。又如次一级的“万万贯”，牌，所绘为稽康等竹林七贤图，图说为“稽康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常与刘阮诸贤以饮酒放达为务。故号为竹林七贤。/邀七客同饮。”依次下来，画有贺知章的酒牌为“七十万贯”，其图象为贺知章作骑马饮酒之状。图说云：“贺知章，官权（秘）书监，号四明狂客，一见，李白即解金龟换酒，固（故）结为饮中八仙。杜诗云：骑马似乘船者，盖状其醉态耳。“架马者饮。”孔融酒牌为“十万贯”，其画面所绘极富情趣。孔融斜卧于坐榻之上，二子偷饮。其图说云：“孔融好客偕次。常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有二子，长六岁，次五岁。融昼眠，次子盗饮，长曰：‘何以不拜？’次曰：‘偷哪得行礼乎？’后二子皆贵显，信有家传。/父子兄弟饮。”石曼卿酒牌为“五万贯”，其图绘与图说，也令人捧腹：“石曼卿为集贤校理，醉而微行，为街司所录（掳），谓其三馆仆人，杖而遣之去，复坠马，吏扶掖之上，无愠色，但曰：赖我是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碎乎？/觞歌坐并出席者。”总之，每一个酒牌都画有一个著名饮酒之徒的轶闻佚事。文字虽略显粗疏不雅，但画面却剪裁得当，趣味盎然。看来是在饮宴时，席上饮者抹到什么酒牌，就按酒牌上所示罚而饮酒：或抹牌者饮大钟，合席饮小钟；或合席一起饮；或由抹牌者任举一客，掷“喜相逢”二次为戏；或自饮一小杯，强人者饮一大杯，左歌右唱。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