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以后怎样喝起酒来，我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据说我父亲鲁安公酒量很大，十分豪饮，但我对他喝酒的印象不深，因为他中年一直当教师，经常住学校宿舍。他能豪饮的名声大概来自有人请客、同事们聚餐时的表现。后来他开始学佛，一下子把烟酒都戒断了。这也是他令我钦佩的一件事。因为有些人戒烟断酒那样的困难，他下决心后能够立即断住，可见他意志、毅力之坚强了。他晚年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吸过一支烟或喝过一杯酒。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他喝酒的印象。

有人说，酒量大小与祖上遗传有关。据我看，这种说法不一定确实，因为我自己的酒量并不大，充其量不过一顿饭能喝小四两（十六两为一斤）即大两二两半（十两为一斤）而已。而我的哥哥董易则酒量比我大一些，由此可见酒量大小来自先天遗传（体质）的成分应该说小于后天锻炼的成分。但有一点恐怕是可以肯定为客观规律之一的，即：人的酒量大小一般同年龄大小成反比例，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酒量会逐渐减少，这可能与人体的承受能力有关，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喝酒是否对身体有益？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医生几次劝我止酒，说喝酒对高血压和冠心病是致命的毒药，但我一直下不了完全戒酒的决心。在老伴的劝说和监督下，半自觉地采用了妥协方案，即少饮，绝不过量。酗酒有害无益，戕残身体，应该加以禁止，这是毫无疑议的。但一滴不进，连人生中这一点少有的乐趣也被剥夺，岂不是太同自己过不去了吗？

因此，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秦城监狱以致被迫断烟戒酒三年多终于出狱以后，我老伴同我谈判，让我在烟酒之间任选一种（因为在我入狱以后，家中收入锐减，衣物书籍大部变卖，而在我出狱以后勒令去“五七干校”劳动，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酒。根据这几年医学界对吸烟之害的论述，我认为确实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至今毫无悔意，奉行唯谨。